邵志敏很直率。
早上8：30，查房结束后，科室秘书陪我们挤过走廊，进入诊室时，我被这里的“盛况”震惊了：约10平米的诊室里，装了20多人，有医生、患者、家属，很热闹。
我问，邵教授一上午要看多少病人？秘书答：大约人。
我的大脑快速运算，从早上8点看到下午2点，6小时一分一秒不间断的情况下，人，每人平均2分钟左右。
适应了诊室里的嘈杂之后，我逐渐看出了门道，这里有一条就诊的“流水线”：四位年轻医生分成两组接诊，每组各一台电脑，一个写一个问；每次两名患者同时就诊，4名患者进入诊室内候诊区，其他在诊室外等着。
邵志敏教授同时处理两组病人，看病历、查体、给方案穿插着进行，犹如围棋高手一对多的“车轮战”，不仅需要极强的时间统筹能，还是对体力和脑力的巨大考验——身体不停走动，大脑随时更换频道。
一上午，邵志敏的两把椅子几乎都是空着的，因为他需要不停走动，要到帘子后给每个病人查体；要维持诊室秩序，“拦截”候诊区的患者或家属上前围观；要提醒患者离开时带好随身物品；还要应对随时进来要求加号的患者。
10点以后，诊室里还增加了一排站着的“B超队”，这些患者是前几天的门诊开单并做完检查的，这一次看结果不需要再挂号，邵志敏会在接诊间隙插空给她们判断结果。
医院优质医疗资源缺乏与患者需求量大之间的矛盾，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邵志敏的门诊量之巨大，还是有些超乎想像。
门诊过程中他突然问我：“一上午有什么感受？是不是觉得病人多，医生压力很大？有时候人文关怀可能不够？”
对于这个问题，在下午的专访中，邵志敏说：
的确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每个病人都希望找到最好的专家给自己看病，又都希望看得非常精细，对专家来说，数量与精细之间如何妥善解决？
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很缺乏，医院只能保证基本的医疗需求。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只能是尽最大可能帮助更多的患者，解决每个人的主要问题，其他的细节问题，就需要分流到诊疗的其他环节、由下级医生去解决。
病人看我一个门诊需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挂上号，等到实际就诊时，她们又会认为“好不容易挂上了号，一定要多占用一些时间解决所有问题”，因此，病人自身需求也是存在矛盾的。
我现在一天能看个病人，如果我一天只限30个号，也就意味着，我只能帮助30个人，这对另外的人是不公平的。医疗资源的缺乏与人们的期待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时，作为一名医生，就只能做到我认为对的。
我的中心思想是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患者来加号我都会给加的。如果我限号，外面的*牛号可能会被炒到几千元，这到底是谁获益呢？
半天，一个人亲自接诊个患者，还要给出准确的诊断和处理意见，医生的压力和强度可想而知。到中午1点时，还有几十个病人没看完，邵志敏为了赶在1点半会议前结束“战斗”，连平时在诊室随便对付几口面包的午餐时间也省了……
为了“帮助更多的人”，邵志敏承担了最重的工作量和压力。
在“医疗水平不均衡、优质资源缺乏”面前，医生和患者都是现实的承受者，都要为此作出牺牲，如何尽可能找到彼此可接受的平衡，需要医患间的互相理解。
不漏掉一个癌“帮助更多的人”这个中心思想，在邵志敏的诊疗流程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采访那天，当我们早上7：30医院时，邵志敏教授已经在办公室工作1个小时了——他的工作日几乎每天如此。多年来，他谢绝所有应酬与不必要的活动，保持“医院-家”两点一线的生活轨迹。
乳腺外科占了三层楼，一共余个床位，据媒体年公开报道的数据，这里每年完成的乳腺恶性肿瘤手术达余例，占了上海市乳腺癌总手术量的43%-44%。
邵志敏亲自带着一个医疗组，管着一层楼的病人，每周一三上午门诊，周二四全天手术。手术日一天多则二十多台，少则十几台。
为了利用有限的病床尽可能多地收治病人，邵志敏在流程管理上做了很多创新：他打破每个大夫固定的床位数界限，让床位在医生间“转起来”；在保证医疗安全的前提下，推行患者“自我照护”模式，术后带着引流管就可以出院，换药和拆线到专设的门诊，还设有全天候紧急情况处置的绿色通道。
经过这样的流程改造，患者术前等待和术后住院时间大大缩短：确诊为乳腺癌的患者一两个工作日便能获得手术床位，住院第二天就做手术，平均住院日从过去的10天以上缩短为现在的7天以内。
这里的临床工作就像一艘巨轮，高速前进，并有着巨大的吞吐量。医生的工作流程，是按功能各司其职，各管一摊。邵志敏称之为“专业化”：
诊断医生专门做诊断，外科医生只管开刀，重建医生就是整型外科医生，化疗的医生只管化疗。医生各自专业化，专业之外的事，每个医生都要了解，但不需要自己亲自去做。我不要求下面的医生全能，做不到，也不靠谱，从专业角度来说，我认为这也不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
医生工作化整为零，管理上就要化零为整，才能保障整体治疗效果。邵志敏为每个环节都匹配了细致的治疗规范，建立奖惩机制，将医疗行为置于制度的框架下，要求每个环节严格依照规范，以最大限度减少医疗差错。
这是邵志敏掌舵的这艘乳腺癌巨轮，高效运转的机制，也是最大的特色。他说：
因为病人太多，我不敢说我是最人文的，但是我至少保证解决病人的实际问题，不漏掉一个癌。目前，全科室可手术的乳腺癌患者，一期、二期、三期总体平均的5年生存率达到89.7%，与美国的数据完全是匹配的。
五年生存率，是衡量乳腺癌治疗水平的重要指标。要服务尽可能多的患者数量，又要维持医疗的高水平，邵志敏和团队所有医生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如今，乳腺癌的治疗方法比较成熟，其生存率也普遍高于其他大多数恶性肿瘤，大部分乳腺癌患者，经过正规治都能不受乳腺癌干扰渡过一生。
纵观乳腺癌外科治疗的历史，在保持较高生存率的前提下，医生们一直在做减法，切除面积越来越小，从最开始包括全乳房、胸大肌、胸小肌和腋窝脂肪淋巴组织在内的整块切除，到如今保留乳房成为一种常态。
保留乳房治疗率不是衡量医疗水平的一个指标，但对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欧美国家“保乳”率非常高，在专业机构达到60%-70%，在日本也能达到30%-40%，然而这个数字在我国据估算平均水平不到10%。
邵志敏说：
能不能保乳，除了医疗上的安全判断，关键看病人自身的意愿。在我们这里，35岁以下年轻的乳腺癌患者，要么保乳治疗，要么是切了后重建，不管用什么方法，年轻患者手术后仍然“有”乳房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只有极少的患者会失去乳房。
对大多数乳腺癌患者来说，当“活得长”并不是太大问题时，“活得好”就是重要的目标，这也是乳腺癌的特殊性。
对于乳腺癌患者来说，她们面对的除了死亡的威胁，还有毁形带来的心理创伤。失去乳房这个性器官后，面临的爱情和婚姻的悲欢离合，这已不光是个医疗问题。
因此，在保障治疗水平的基础上，乳腺癌的治疗中，除了医疗本身外，人性的思考和人文关怀也同等重要，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患者成为科研动力就像父母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