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大西洋月刊》，发布日期为年12月30日，原标题为“aneuroscientistpreparesfordeath”。作者Davidj.Linden是一位神经科学教授，就职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卡夫利神经科学发现研究所。他最新著作是《独特性:关于人类个体差异的新科学》。
当常规超声心动图显示我的心脏旁有一个大肿块时，放射科医生认为这可能是食道裂孔疝——一部分胃顶过横膈膜向上突起，压迫着我的心脏囊。
“在你胃里的汽水泡沫全部破裂之前，喝光这罐胡椒博士，然后再做一次超声心动图检查。”
我照做了。然而，最终的图像显示，肿块不具备胃部气泡破裂的表征，并不能确诊疝气。几周后，我又做了一次磁共振成像扫描，这次成像更清晰，显示肿块实际上在心包膜内，体积相当大——约等于那个汽水罐的容积。即使被如此之大的异物压迫着心脏，我也没有任何症状，而且可以尽情运动。我甚至感觉棒极了。
医生告诉我这个肿块很可能是畸胎瘤，只是一团细胞而并不是典型的恶性肿瘤，它们看上去并不难搞。在《南太平洋》（译者注：著名音乐剧，曾获普利策戏剧奖）的旋律中，医生对我说:“我们要把你胸腔里的大橘子取出来，然后送你平安离开。”
当我从手术中醒来，病理学报告也出来了——是坏消息：这根本不是良性畸胎瘤，而是一种叫做滑膜肉瘤的恶性肿瘤。它嵌在我的心脏壁上，因此外科医生无法移除所有的癌细胞，否则我的心脏会无法泵血。肿瘤科医生说我还有六到十八个月可活。
我对立刻对万事万物感到无比愤怒。心脏癌？有谁会得心脏癌?！这是某种可怕的隐喻吗？就是这玩意儿会把从我挚爱的家人，我珍爱的朋友和同事身边把我带走？我简直不能接受。我气疯了，眼前一黑。
（写接下来的部分时，我边敲键盘边哭。)
五年前，我遇到了德娜，共坠爱河。这不仅仅是“化学反应”，更类似于粒子物理学——爱情的某种亚原子属性。德娜以她纯粹而无条件的爱，她的善良、美丽、乐观和敏锐的智慧使我振作起来；她是个完美的妻子，比我应得的要好得多。离她而去是整个艰难处境中最艰难的部分。
在半年前确诊绝症之前，我都一直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里最幸运的人：我的双胞胎儿女，雅各布和娜塔莉，让过去的二十五年都充满喜悦；我有幸长期从事学术科研，能够自由地实践自己的想法，这是无与伦比的幸福；我的好友们也总是给我带来欢笑和乐趣。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我的生活都很美好，充满了爱、创造力和新奇的挑战。
我可能快死了，但仍是一个科学迷，所以我开始思考，直面死亡让我对人类心智产生了怎样的新见解。第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仍要强调，那就是同时拥有两种看似矛盾的精神状态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常见的。我对自己的绝症感到愤怒，同时也对生活已给予我的一切深表感激。这有悖于神经科学中的一个传统观点，即我们每次只能处于一种精神状态:要么好奇，要么害怕——根据神经系统的某种整体调节，我们总是“非战斗即奔逃”，“非静息即消化”（译者注：“fightorflee”，指交感神经系统作用；“restanddigest”，指副交感神经系统）。但是人类的大脑远比想象的更复杂，所以我们很容易处于各种复杂甚至矛盾的认知和情感状态。
这使我产生了第二个想法:作为人类的终极真理是，客观经验并不存在。我们的大脑不是为衡量事物的绝对价值而生的。我们所感知和感受到的一切都受到期望、比较和情境的影响。纯粹的感觉并不存在，只存在基于感觉得出的推论。在和好朋友交谈时，三十分钟飞逝而过，但在车管所排队等候时，三十分钟似乎就无比漫长；在工作中得到的大幅加薪看起来很不错，直到你得知同事的加薪是你的两倍；在温存时，来自爱人的爱抚会让人感到温馨和愉悦，但在激烈的争吵中，同样的触摸只会让人感到烦躁和越界，甚至是暴力的。
如果一年前，有人在我59岁时告诉我，我的生命只剩下五年，我一定会崩溃地觉得自己被命运欺骗了。但现在，再多活五年对我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假如再给我五年，我就能和我爱的人一起度过更多美好时光，完成一些重要的工作，还能去旅行，继续享受甜蜜的生活。多么有意思啊，在我们的心智中，即使是对五年寿命这样最基本的东西，也不存在所谓的客观价值衡量标准。
我关于自己处境的第三个洞察更为微妙，同时也最重要。尽管我完全可以进行一些更实际的临终准备——整理财务，更新遗嘱，给组里的学生写推荐信，在我去世后也能帮到他们——但要我想象自己死亡的全貌，或是想象一个没有我的世界，我却无法深入探究。我的思绪只是这迫近的死亡的浮光掠影，而并未真正涉身其中。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局限，相反，这不过是人类大脑的一个寻常运作结果。
我涉足神经科学已有四十三年，这些年来，这一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知道了大脑本质上是反应性的:刺激冲击各种感受器官(眼睛、耳朵、皮肤等)，这些感受信号被传输到大脑，然后经过计算和神经决策被转化为脉冲沿着神经传送到肌肉，肌肉再收缩或舒张，产生运动或说话等行为。现在我们还已经知道，大脑不止是对当前的外部刺激作出反应，还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主动预测未来——尤其是对接下来的瞬间。那个正朝我飞来的棒球会不会撞到我的头？我等下会饿吗？迎面走来的人是敌是友？……
这些预判是植根于本能，是自发的、潜意识中的，光凭主观意愿是不可能被阻断的。
同时，因为我们的大脑是为了预测不久的将来而建构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也只能预测不久的将来。因此，我们的大脑本身限制了我们一窥死亡的全貌。
我想大胆推测（我认为一位将死之人可以得到这种特权），这种基于生理结构的认知限制并不是针对我们这些临终之人，而是一个广泛存在于人类的小bug，并且这种缺陷深远地影响了宗教思想的跨文化实践。几乎每一种宗教中都有“来世”这个概念（或它的认知近亲：转世），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流传着关于“来世/转世”的故事。这是为什么呢？还是出于同一个原因：我们无法真正想象自己的死亡——因为大脑预测机制的建成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即总有下一个时刻可以预测，我们总觉得自己的意识会长久地存续。
虽然并非每一种信仰都有明确的来世/转世的故事（比如犹太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外），但世界上大多数宗教包括伊斯兰教、锡克教、基督教、道教、印度教，甚至佛教，都有这样的传说。事实上，许多教义思想都是以某种“交易”的形式传播的:如果在现世遵循一些生活准则，在来世就能得到福报，或是能投个好胎，或是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果我们的大脑没有短视这一缺陷，当前世界的宗教会是什么样？深深被教以及它们之间文明冲突所塑造出的人类文化，又将变成什么样？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也在细细思忖自己的处境。我并不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是当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对来世/转世故事持久而广泛的吸引力和它们与神经生物学的渊源又产生了进一步的敬意。人们对来世/转世故事有着执着的信仰，而我最终开始不确定，这到底是人类认知的一个特点还是一个缺陷，但即使它是一个缺陷，我也将无限包容。毕竟，转生成海牛或绦虫回到世间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更重要的是，在我离开后，如果能再次见到德娜和我的孩子们，将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啊。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