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礼仪”与“统一思想”
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刘邦作了皇帝，是为汉高祖。起初，大臣们经常在朝堂上饮酒争论、醉后喧哗，甚至拔剑击打宫殿的柱子。刘邦对这种情况渐渐感到不满，于是，叔孙通（又名叔孙何，生卒年不详，汉初儒家学者）向他建议制订宫廷礼仪。得到刘邦同意后。叔孙通到鲁国故地征召约30名儒生到长安，协助制订及演习宫廷礼仪。
汉高祖7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刘邦首次使用叔孙通制订的宫廷礼仪进行新年酒会。司马迁的《史记》对此作了这样的描述——天亮时，由谒者掌礼。功臣、列侯、将*及其他*官在西列队，向东而立；文官自丞相以下在东列队，向西而立。皇帝乘辇出宫，谒者手执帜引诸侯王以下至领六百石薪金的吏员依次奉贺。这时，自诸侯王以下，各人无不肃然起敬。礼成后开始酒会，宫内侍从坐在殿上，全部伏下，以来宾尊卑依次敬酒。御史在场内执法，如果见到有不依礼仪的人便立刻把他带走。在整个酒会过程中，人们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乃至一颦一笑都按照严格的规范和步骤进行，再也没有人敢大声喧哗、鲁莽动粗。刘邦见此非常满意、龙颜大悦，终于知道了做皇帝的尊贵之处：“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种显示至高无上皇权的和尊卑有别、森严等级的“统一礼仪”，在中国被奉为“礼仪文化”并且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来。我想，“文革”中的那个风行一时“早请示、晚汇报”闹剧大抵就是源于此，现代叔孙通们不但继承、捍卫和发展了这种“礼仪文化”，而且把它“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时至今日，为了体现某种权威、尊严或者展示宏大场面，譬如迎送大人物、集体作秀之类，“老谱将不断袭用”——标准规范、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的“礼仪文化”的演绎可谓淋漓尽致。某地教育部门规定中小学生向过往车辆行礼，是不是也在延续这种“礼仪文化”呢？西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儒学大师董仲舒（前179—前104）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治秩序和*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这就是说，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应该尊崇儒家学说，把它作为唯一的指导理论，罢黜其他各家异说。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中包含着诸多武断的、唯心的、神学的观点，十分荒谬。然而，由于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非常适合于加强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及其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专制的需要，所以被汉武帝刘彻采纳并施行。从此，儒家思想取得了唯我独尊的地位，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也许，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思想”。恐怕“茂陵刘郎”和董仲舒先生都不曾想到，这种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实行“统一”的作法，竟然影响中国社会达数千年之久！
“统一思想”这档子事，我们不知喊了多少年，大家都不陌生；“统一思想”这个词，文件里、书本中、口头上无处不在，人们耳熟能详；我们搞起“统一思想”来，也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在某些时候，与其说是“统一思想”，倒不如说是禁锢思想，这样一来，千人一面、众口一词、舆论一律、万马齐喑、“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局面的形成，也就自然而然、在所难免了。即便在提倡“解放思想”的今天，“统一思想”的习惯思维和传统作法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譬如“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之说，就让人困惑不已。
